桐城派古文是如何传遍全国的？
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魏泉
魏泉，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有专著《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等。
摘 要：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郭绍虞语）。桐城古文的流传，前后有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姚鼐晚年在江南的书院讲学；二是道光年间梅曾亮在京师传桐城古文义法；三是咸同间曾国藩登高一呼，奠定了桐城古文的中兴局面。这三个时期中，桐城古文义法经由梅曾亮，如何在京师以及全国范围内流传，在以往的“桐城派”研究中，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梅曾亮传播桐城古文，是通过师友交游的方式，不同于姚鼐的书院讲学和曾国藩的幕府纳士。这种交往难以从文论的角度来讨论，但在众多的清人文集中，又留有清晰的印迹。本文从京师士大夫的交往方式和特定的文人圈子入手，以具体史料来还原梅曾亮在京师的师友交游，和他周围古文圈子的形成。同时，本文也兼顾这一古文圈子与京师其他士大夫圈子间离合交错的关系，从而钩沉出道光年间桐城古文经由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传播到全国的具体过程。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源流久远、影响广泛，而又褒贬纷纭、毁誉不一的巨大存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1]。而桐城古文的流传，前后有三个较盛的时期：一是乾隆年间，姚鼐晚年在江南主持书院讲学，传授桐城古文义法，从学者众多，而特出者有“姚门四杰”；二是道光年间，梅曾亮居京师近二十年，海内言古文者群趋问古文义法，“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2]；三是咸同间曾国藩的登高一呼，奠定了桐城古文的中兴局面，而其幕府中能文之士云集，著名者有“曾门四大弟子”。
上述三个时期中，以往对道光年间，梅曾亮居京师传桐城古文义法的情形关注得最少，相关论著大多止于称引曾国藩、吴敏树、李详等人谈论桐城派时概述性的片言只语，或通过罗列曾向梅曾亮问古文义法的人名，而称“桐城派的影响是通过梅曾亮而扩大到全国范围的”[3]。
梅曾亮传播桐城古文的方式，不同于姚鼐的书院讲学和曾国藩的幕府纳士。当时在京师研习古文的圈子中人，对梅氏是“迹虽友而心师之”[4]。这种交往及其对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所具有的意义，难以从文论的角度来讨论，但又在众多的文集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本文拟从宣南士大夫的交往方式和特定的文人组合入手，以具体史料来还原当时以梅曾亮为中心的京师古文圈子的交游，以及这个圈子与其他士大夫圈子之间的离合交错的关系，从中钩稽出道光年间桐城古文经由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传播到全国的具体过程。这样做，或许可以对以往的研究有所充实。
讨论梅曾亮的京师交游，应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师以“江亭雅集”为标志的一个文人集团说起。
一、梅曾亮入都之初京师的文人集团
梅曾亮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举顺天乡试，出戴均元门下。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时，年已三十七岁。因不乐外宦，他一直居乡客幕或主书院讲席。[5]至道光十二年（1832）方入都，以赀为户部郎中，从此浮沉于郎署。
梅曾亮进京之前和进京之初，正是徐宝善与黄爵滋因频繁招集京师文人雅集而主持京师诗文坛坫的时期。二人所发起的聚会，地点多在宣南的人文名胜——陶然亭，因这种密切的过从而形成的一个声势不小的文人集团，被后人称作“江亭雅集”圈子。[6]这些雅集的举行，因为与科考之间的联系而在时间上呈现出两年一次的淡旺交替。[7]这个在士林中颇具影响力的京师士大夫圈子，主要的活动时间在道光九年（1829）到道光十八年（1838）。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文人集团代表着当时宣南士大夫的主流趋向和京师的人文氛围。
当梅曾亮入都之时，已是年近半百之人。虽在江南久负姚惜抱门下高第弟子之名，以能古文见称，但在初来乍到的京师，仍是免不了人地两疏，籍籍无名。此前，在中举次年，梅曾亮以公车入都时，曾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陈用光，陈待之甚厚[8]。道光五年（1825），陈用光主持江南乡试时，回京前也曾将所携书籍全部赠与了梅曾亮。不过，此次入都，在京的师友故旧中，对梅曾亮帮助最大的还是程恩泽[9]。
梅曾亮与程恩泽少时即有过交往。道光十一年（1831），程恩泽在江宁主讲钟山书院，梅曾亮当时主讲如皋书院，与程“相见愈亲”[10]。当时陶澍升任两江总督，“政宽简，民吏乐逸”，加之葆逸舟观察好为主人，文酒游宴，交往频繁，而梅曾亮与程恩泽都是座上之客。次年梅曾亮至京师时，程恩泽已超擢为内阁学士，但对梅氏遇之“一如其旧”。[11]通过程恩泽，梅曾亮结识了程的安徽同乡，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宝善。[12]
虽然挚友管同曾参与过道光九年的“江亭饯春”，但在梅曾亮入都时，管同已经过世。从梅曾亮在京的师友交游看，其进入“江亭雅集”圈子，应是徐宝善所接引。[13]
梅曾亮在道光十二年入都后，出现在道光十四年的“江亭消夏”中。这是梅曾亮在“江亭雅集”圈子中的首次亮相。此次“江亭消夏”，与会者十三人，高云峰作《江亭消夏图》以纪之。
此次雅集，梅曾亮有《江亭消夏图记》之作，以训练有素的桐城古文出之，于席间饮酒射覆之乐，有生动的描述。而此会的另一参与者李彦彬（兰屏）所作的同题之文[14]，则出之以洋洋洒洒的骈文，旁征博引，往复渲染。相比之下，梅文简洁，李文闳丽，二人同工而异趣，折射出的是其时以“江亭雅集”圈子为代表的京师文风与桐城古文的不同趣味。关于这一点，值得稍作分梳。
黄爵滋与徐宝善招集江亭雅集的最初动因，其实与钻研时艺，作应试之文有关。黄爵滋《玉堂课草自序》说得很明白：
词臣职在翰墨，课而习之，试而献之，固亦升降之等而考论之端也。予丙戌（1826——笔者注）散馆前，南北奔驰，所习甚少。散馆后，初与……诸同年排日作课。嗣是，……先后与焉。既又与徐廉峰、金殿珊、陆立夫、李东原诸前辈，鲍馨山、周雪桥（即周雪樵——笔者注）、卞光河、陶松君诸同年为之，朝夕过从，寒暑靡间。暇或登高望远，或剪烛倾尊，致足乐也。[15]
这种为准备科考而聚集一批文人切磋揣摩制艺与应试技巧的作法，本是明代以来江南文人集结诗社、文社的重要原因。本来“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16]而对于那时的读书人来说，科举是最重要的仕进手段，虽然不乏对科举锢天下聪明于无用的指责，但对个人而言，谁也无法漠视这块几乎可决定一生穷通的敲门砖。这种风气被进京赶考的江南士子带到北京，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初的“江亭雅集”“主客尽东南”[17]，而且其中会包括相当一批在京准备会试的公车。对于“春禊圈子”与科举考试之间的联系，还可以从黄爵滋的为官生涯和师友书信及序跋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另外，与黄爵滋相识于道光六年（1826）的黄的挚友张际亮还提到他于道光七年五月出都时，“与徐廉峰、黄树斋两太史有重来结诗社之约”。[18]而道光八年由黄爵滋所招集的几次小型宴集[19]，也正是始于道光九年的“江亭雅集”的先声。可以说，作文课与结诗社是“江亭雅集”最初的动因，而黄爵滋喜结纳、好交游的个人性情以及屡充会试同考官和典试江南、山东的仕途背景[20]，则是此后“江亭雅集”得以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或许与其常举诗课、文课有关，这个圈子里最初的文风是近于骈俪而远于古文的。以黄爵滋个人来说，他的许多序文都爱出之以骈语，文风华丽。道光十四年黄爵滋为“江亭展禊”盛会所作的《江亭展禊启》就是一例。
19世纪三十年代的京师，时为汉学护法的阮元态度鲜明地扬骈抑散，一时影响颇大。而以倡今文经学名重一时的“龚魏”则高语先秦汉魏，鄙薄唐宋八家。即便在尊崇理学，也认可桐城古文的徐、黄“春禊圈子”中，论诗有张际亮、潘德舆等；言经世有姚莹、汤鹏、臧纡青等；黄爵滋本人对于应制文、试帖诗都很重视，屡有编选结集之议；汪喜孙又是一代骈文高手汪中之子，渊源家学。当时以唐宋八家文为依归的桐城古文，在最初的“春禊圈子”中仅能以其大体相同的理学背景而聊备一格。道光九年参加了第一次“江亭饯春”的21人中，属于桐城派的文人虽有管同和马沅，但“通经术，能古文”的管同于道光五年（1825）的中举，其实还是得力于当时典试江南的陈用光搜落卷所得。当时刚刚以赀入为户部郎中的梅曾亮置身于京师此种为文风气中，不但难免人微言轻，而且也无法避免地受到一些都中风气的浸染。
比如在入京的次年（1833），梅曾亮为挚友管同整理文集并作跋——《管异之文集书后》，文中仍以管同批评骈文如优孟衣冠，粉墨登场之说为是。但在作于同年的另一篇序文《马韦伯骈体文叙》中，就能看出在对待骈文的态度上，其持论与管说的缝隙。道光十六年，梅曾亮又参加了著名的“江亭展禊”，此次雅集梅曾亮所为序，就不再是简淡的桐城古文，而是一篇华丽的骈文。这明显是受到京中风气的濡染，当然，也得力于梅曾亮自己“少好为骈体文”的功底。
道光十六年的“江亭展禊”，以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颇邀一时之誉。而由这次盛会入手，不仅可以对徐、黄“春禊圈子”的形成及活动特点作多方面的分析，而且能让我们对梅曾亮的京师交游有比较具体的体认。
这次大型的聚会，是由黄爵滋[21]、徐宝善[22]、叶绍本[23]、黄琮[24]、汪喜孙[25]、陈庆镛[26]六人为主，“凡是六主，各延七宾”[27]，于道光十六年四月四日大会于京师宣南之陶然亭，“修展禊之举”。聚会的核心发起人黄爵滋还专门为这次聚会作了《江亭展禊启》：
夫物无过而可留，事有往而足系。况帝京巨丽之区，英流会合之日，玉河雨而杨柳青，丰台暄而芍药紫。自春徂夏，忽焉将迈，而詠歌之趣不洽，风浴之旨阙如，非所以广前型昭后则也。且因见而逮闻，由分而得合，在《易》则义叶从虎，于《诗》则道徵鸣鹤，岂惟时会之乘，实亦人伦之鑑。城南有陶然亭者，江翁之遗构也。北瞻琼岛，西挹翠微，菰芦方长，莺燕乍至。序惟除月，日有庆云，时则雩祀礼成，庆榜将发。布德行惠，天子所以祈泽；出门同人，吾侪所以观志。宜展曲水之期，爰仿右军之例。古人往矣，茧鼠之迹犹新；君子至止，主客之图可绘。跂兹同好，勿有遐心。[28]
此次“江亭展禊”，参加者有四十八人，“符群贤之数”[29]，在规模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雅集，此后也极盛难继。因“良时胜地往往而有，独人才之聚为难耳”[30]，故此番盛会堪称“非惟国士之知，抑亦帝京之盛”[31],不但为时人所乐道，也被后人所追忆。
既然发起人称“仿右军之例”，以接续王羲之永和九年之兰亭雅集故事为职志，所以汪喜孙还拿出家藏宋拓兰亭禊帖，由擅长绘事的温肇江（翰初）绘《江亭展禊图》于其后，送到宣南古枣花寺中，公诸于世，以期“永和之事不得顓美于前，江亭之宴亦将著闻于后也。”[32]欣与斯会的诸君子，理所当然，“以其所寄者抒情事而延景光”[33]，各为诗文以纪其事。这一组诗文后被黄爵滋收入其《仙屏书屋初集年纪》中，为我们了解当时文人的交游和雅集，留下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资料。[34]
这些诗文的主要内容，一是追溯洛禊及兰亭典故；二是形容江亭周围景色之美与登临之胜；三是夸耀座中宾客，所谓“三选七迁之英流，九墨八儒之硕彦”，为京师士夫一时之选，并进而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相期许。正如张补山《江亭展禊记》中所说：“夫君子宴游，岂徒征逐豆觞哉？必将阐经义，敦气节，以扶持正人，维持国是为交勉。……非徒流连光景也。”[35]
在《鸦片战争的内幕》一书中，波拉彻克先生对这一文人集团的组成成分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一“春禊圈子”是接续“宣南诗社”的又一个京师士大夫团体，其发起人是当时在翰林院的徐宝善、黄爵滋、李彦彬等几个同人。他们个人都与宣南诗社成员如吴嵩梁、李彦章有私人关系，而且以早慧的诗才为时人所称引。不过，“春禊圈子”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他们与当时在京的其他三个文人团体的结合。
第一是以“桐城派”作家为主的江南古文家，包括管同、梅曾亮、马沅等；第二是以姚莹[36]、汤鹏为中心的一批好异尚奇的经世派文人，如方东树、张际亮等；第三是可以称为“汉学奇才”的一批人，包括家学渊源的龚自珍、汪喜孙和自学成才的魏源、端木国瑚。“汉学奇才”们学问出处本与其他几类人不同，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黄爵滋的好友汤鹏和姚莹。他们的聚合不是源于学术方面的共同追求，而是对于“豪杰之气”的相同趣味。[37]
（黄爵滋像）
这种区分大致符合这个文人集团的情形，不过其中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出入。比如苗夔和“江亭展禊”六主之一的陈庆镛就是汉学中人，而且不属于被称为“汉学奇才”的一类。所谓的“春禊圈子”，其实是一个核心清楚而边界模糊的相对开放的文人团体。从其核心人物黄爵滋的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这些雅集首先是一种爱好舞文弄墨的京师士大夫自命风雅的活动。而一旦参与其中，也可以使本不熟识的人有了相互唱和的机会，因此也是一种文人间的社交场合。黄爵滋等所招集的历次江亭雅集，最初也就是诗朋酒侣之间的招邀，与会诸人的宴集之作，也大多不出“晞阳爱流景，惜阴惬同性。骋怀析诗律，婪尾议觞政。飞盖西园宴，列坐兰亭咏”[38]的范围。不过这种聚会，确实凝聚了一批为政与为文旨趣相近，富于才华而又志同道合者。所以波拉彻克对这一文人集团的党派性质及政治目的的分析，如认为这个圈子的后台支持者是大学士潘世恩，他在高层权力的争夺中与阮元和穆彰阿互为对手[39]。虽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波氏针对这一论点所举的证据尚有不够充分之处。[40]
当时的京师，还活跃着另外一个以汉学家为主要成员的以阮元、程恩泽为核心的士大夫圈子，这大致就是何绍基在其《龙泉寺检书图记》中所列举的：
仪征（阮元——笔者注，下同）少年通籍，早负隆誉。由乾隆至道光，六十年间，海内覃经讲学之儒，皆其先后所师友，或其门下士，或其再传弟子。司农（程恩泽）之起，后二十余年，乾隆时老师宿儒，未及见者已多矣。然基（何绍基）久处京师，所及交，若刘丈申甫（逢禄）、潘丈少白（谘）、陈丈硕士（用光）、陈秋舫（沆）、龚璱人（自珍）、魏默深（源）、陈硕甫（焕）、江铁君（沅）、徐廉峰（宝善）、管异之（同）、陈东之（潮）、徐君青（有壬）、郑浣香（复光）、俞理初（正燮）、罗茗香（士琳）、汪孟慈（喜孙）、陈颂南（庆镛）、张彦惟（成孙）、许印林（瀚）、张石洲（穆）、沈子敦（垚）、黄蓉石诸君，大抵皆两公所识习而矜赏者也。基自为弟子员，出司农之门。及成进士，改庶常，仪征公实为馆师。两公居相邻，基与璱人、孟慈、颂南诸君，过从游侍，踪迹辄相属。[41]
可以看出，这个圈子里也有“春禊圈子”的核心人物徐宝善和姚鼐的高第弟子管同，以及所谓的“汉学奇才”龚自珍、魏源、汪喜孙等。另外，还有人对阮、程二家门下士做过更细致的区分，楚金就认为程恩泽“有过人之识。故其所交游揄扬，尤多魁奇隽异之士，如张穆、俞正燮、魏源、龚自珍、沈垚、刘逢禄诸君，皆附于程而不附于阮元者也”。[42]
当时在京师士大夫中，程恩泽尤其以学问的博综和“和而不同”的宽容气度深孚士望。在“春禊圈子”和汉学圈子之间，不止是人员上有交汇和重叠，彼此之间也有交往。圈子的划分，背后虽有汉宋之争、骈散之争的影子，而当时士大夫中“和而不同”的心态也普遍存在。黄爵滋本人有《汉宋学术定论论》一文持汉宋调和论点，谓“古今之儒无异”，“古今之学无异”，[43]阮元、程恩泽也都以持“汉宋调和”论调著称。
在以学问出身而划分的圈子之外，在京的同官、同曹、同乡、同年之间都会有各种交往，因而也有人着眼于此，如陈庆镛、朱琦、苏廷魁三人为御史有直声，被冠以“谏垣三直”的美称。而道光朝的内阁中书舍人，人们也谓“多异才隽彦”，其中“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时号‘薇垣五名士’。”[44]
（黄爵滋手录诗稿）
当时伴随国运的衰落，汉学渐趋衰微，而发端于湖湘的理学思潮则有复兴之势。汉学中研治今文经的学术风气也由常州带到京师，在不同的士大夫圈子中，提倡经世之学成为一时共识。这种经世之风在“春禊圈子”的同人中也有很鲜明的表现。这其中，有一些是真正怀抱经世之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坐言起行者，但也不排除有好异尚奇者喜欢放言高论，以耸动视听来获取声名的成分。不管怎么说，各种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是造成了京师士大夫中“处士横议”之风的复燃，特别是言官之勇于言事，在当朝士大夫中成为一道耀眼的风景。黄爵滋于1838年所递《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即请禁鸦片一疏，不仅一时盛传于都下，且于清廷此后对外政策的确立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关于当时士人的议政之风，清人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自来处士横议，不独战国为然。道光十五六年后，都门以诗文提倡者，陈石士（用光——笔者注，下同）、程春海（恩泽）、姚伯昂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宝善）、黄树斋（爵滋）、朱伯韩（琦）、苏赓堂（廷魁）、陈颂南（庆镛）；翰林则何子贞（绍基）、吴子序（嘉宾）；中书则梅伯言（曾亮）、宗涤楼（稷臣）；公车中则孔宥函（继金荣）、潘四农（德舆）、臧牧庵（纡青）、江龙门（开）、张亨甫（际亮），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45]
以上是梅曾亮入都之初，京师士大夫诗文学术风气与交游之大略。梅曾亮之所以在到京不久即加入了“江亭雅集”圈子，有学问和人事上的双重因素。此前，虽然程恩泽在当时隐然为京师汉学领袖，但因学问出处的不同，梅曾亮并未加入其周围的汉学圈子，仅仅是与何绍基等人有诗文交往。而进入“江亭雅集”圈子，才使梅曾亮在京有了真正的归属。
二、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的形成
在道光十三年到十八年的五六年间，梅曾亮在京的文字之交，主要有张岳峻（端甫）、陈祖望（拜芗）、孙宪仪（秋士）、许宗衡（海秋）、黄钊（香铁）、温肇江（翰初）兄弟等。梅曾亮一方面参与“江亭雅集”的活动，另外与当时的汉学圈子也有来往，从程恩泽之招，参与其同人间的宴饮[46]。道光十八年（1838），还与在京的壬午同年约为真率会。这时的梅曾亮，已到知天命之年，通过在京数年的交游，也渐渐以其能古文在宣南士大夫圈子中得到了认同和推重。而与此相伴随的，却是身边师友的凋谢和离散。道光十七年，程恩泽遽然离世，京师汉学圈子顿失重镇。道光十八年，徐宝善去世，黄爵滋膺命离京，已延续十年的“江亭雅集”也难以为继。此后两三年中，京师略有影响的文人雅集，一为道光二十年（1840）孔宪彝（繡山）、秦缃业（淡如）招集的“尺五庄饯春”，一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宗稷辰（涤甫）主持的“正气阁[47]春祭”，两次活动梅曾亮都身在其中。
从孔宪彝的《尺五庄饯春雅集》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参加这次雅集的是：孔宪彝、秦缃业、梅曾亮、张际亮、朱琦、姚燮等十三人[48]，此番雅集也绘有《饯春图》。在黄爵滋出都后，这可以看作是对“江亭雅集”的接续，故宗稷辰的《题孔繡山饯春图》诗云：“万柳双松迹已陈，城南秋雪送青春。卅年群屐风流尽，吴、鲍、徐、黄望替人。”其末句有注曰：“近日自兰雪、觉生两翁主持坛坫，廉峰、树斋两君继之，略存古欢胜事”。[49]其中的吴、鲍、徐、黄，即指吴兰雪（嵩梁）、鲍觉生（桂星）、徐廉峰（宝善）、黄树斋（爵滋），孔宪彝和秦缃业被视作他们的接班人。而次年由宗稷辰自己所发起的“正气阁春祭”，却不再是对先前“江亭雅集”的接续，而是其后京师士大夫“顾祠修禊”的先声，这一点从与祭者的构成上可以得到证实。[50]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京师士大夫中好为古文者，在梅曾亮周围，形成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古文圈子。
这个圈子的形成，源于一系列连锁式的朋友介绍。其中，梅曾亮与朱琦的相识或可看作它的起点。梅、朱二人的相识有记载可查的是共同出席了“尺五庄饯春”雅集，[51]孔宪彝在其中可以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按梅曾亮自己的说法，在京师“久之得交陈君蓺叔（学受——笔者注，下同）、朱君伯韩（琦）、吴君子序（嘉宾），又因伯韩得交小坡（余坤），及冯君鲁川（志沂）、王君少鹤（拯），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与可于人者也”。[52]
总之，在道光年间聚集在梅曾亮周围，研习古文的小圈子就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一年（1841）间规模初具，并开始频繁的过从，剪烛谈艺，樽酒论文，在各自的诗文集中都留下了许多赠答唱和之作。
（朱琦像）
这个以梅曾亮为中心的古文圈子中，主要成员始有张岳峻、朱琦、王拯、余坤、冯志沂、吴嘉宾、陈学受、孔宪彝，继有吴敏树、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龙启瑞、黄彭年等。他们以文会友，切磋交流诗古文辞的创作心得，有非常频繁的过从，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1849年梅曾亮出都之后。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对作古文怀有真正的兴趣，彼此切磋诗文时，都抱着非常郑重的态度，加之能持之以恒，所以圈中人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从这种师友谈论中获得教益和长进。至于具体交往情形，将在下一节中具体描述。
在这个围绕梅曾亮的古文圈子形成的同时，宣南还活跃着其他的士大夫小圈子。较具影响和规模的，一个是以姚莹为中心，包括张际亮、汤鹏等；一个是以张穆、何绍基为中心，此后在京师发起“顾祠修禊”的同人。他们虽然学问出身不同，但都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祈向。梅曾亮的古文圈子与他们多有交叉，梅曾亮本人也与他们有相当多的交往。
与梅曾亮同为姚鼐高第弟子的姚莹，于嘉庆十三年成进士后，一直在外地就任知县等官，曾受到陶澍和林则徐的赏荐。道光十八年（1838），姚莹被擢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在台数年，积极抗击外来的侵略。但道光二十三年（1843）却被诬告，革职拿问，入刑部狱。姚莹的挚友张际亮闻讯偕之入都，为之奔走申雪，卧病于宣南松筠庵。数月后姚莹获释出狱，“京朝士夫与姚公亲故或意气相感激者，咸开筵置酒，请姚公相慰庆”，[53]这在京师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其中，最为时人所提及，并为后人所追忆的，是汤鹏的置酒万柳堂为贺和张际亮的病逝于宣南松筠庵。
当时，因张际亮抱病，人们宴饮多不相招，而张际亮听说后，“必怒责之，或径造门求饮，屡矣。”后果因此病重，临终前，出平生所为诗稿尺余，自定之，命其友朱琦就床侧执管，“穷两日功，尽甲乙之”。然后将诗稿托付姚莹。姚莹“既受所为诗，复挟其丧以归” [54]。张际亮之死，京师士大夫为诗文悼之者甚众。
汤鹏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朔日置酒万柳堂宴姚莹之事的记载，见于多位当事人的诗文集。当时在座的人有：陈庆镛、苏廷魁、朱琦、梅曾亮、马沅、王拯、何绍基、汤鹏、姚莹，共九人。“席间话台湾事”，诸人皆慨然有作。万柳堂宴集的座上客，尽管学问出身不同，或治考据，或研辞章，或求事功，但都堪称一时朝士之秀，在对于时局的看法上也多有共识。而此次“意气相感激”之举，也使原本过从并不十分密切的两个圈子中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姚莹写给朱琦的信可以为证：
伯韩仁兄阁下：
都门相识于患难之中，怀抱略抒，益钦风义。又得诸君子一时萃聚，诚为吾道不孤。自非圣明在上，曷克有此。欣赏既极，弥增感叹。吾兄以上哲之资，树特立之操，文章气节，一秉坚贞。而拳拳于友朋，生死患难之际，始终不二，尤足感人心脾。以此益信必不负国也。若乃伯言（梅曾亮——笔者注，下同）高文廉杰，力振一时；位西（邵懿辰）研道醇邃，志追千载；海秋（汤鹏）之才拓古今；颂南（陈庆镛）之诚贯金石；赓堂（苏廷魁）之宏敏任事；子贞（何绍基）之渊懿植行；湘帆（马沅）英爽；鹤田（端木国瑚）贞纯；少鹤（王拯）矫矫而锐才；翰臣（龙启瑞）恢恢而抗志。此皆迈古为期，不失其守，洵吾党之杰也。今得同时，岂非幸耶？……[55]
从上面所引可以知道，姚莹是于万柳堂之宴上刚刚结识朱琦的。同样的，梅曾亮认识汤鹏，也是源于这次万柳堂觞客之宴。汤鹏其人对于桐城古文的看法，以及他跟梅曾亮等人的关系，有很耐人寻味的地方。从中，很能反映当时桐城派的古文家在京师士大夫圈子中的位置。
在从梅曾亮切磋古文义法的人当中，邵懿辰与汤鹏结识较早。道光四十二年冬，邵懿辰与汤鹏的同乡曾国藩偶访汤鹏，“一见语合。会日暮，遮留寘酒，驩然如故交。”[56]汤鹏少年登第，“意气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而以“徒为词章士无当也”。[57]加上其性“傥易，不规规绳检”，喜欢放言高论。常常“高语周秦，广众中曲诋司马迁、韩愈，以张其说。”汤鹏曾经对邵懿辰说：“子文笔天出，慎无徇世所谓八家者”。显然不以桐城文所取法的唐宋八家为然，而邵懿辰的回答也很有意思：“生平但识归熙甫、方灵皋，犹病未能，敢望八家乎？”论文虽说有分歧，但邵懿辰的解释是，汤鹏的放言奢论，“特以镇流俗之人。至于文章径途出入，体制佳恶，自了然于心。”而且，其“晚交上元梅伯言、马平王定甫”，“所为文皆八家之流”。[58]此所谓“晚”，即指汤鹏去世[59]前一年的万柳堂觞宴。
汤鹏既于万柳堂结识了梅曾亮，急请之读其得意之作《浮邱子》。这让梅曾亮也很感慨，谓汤鹏“尝为会试同考官，门下士多至九列，誉君者不患无其人，顾欲得余言为可否。于是叹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60]言下也可看出，汤鹏对其时桐城文士的态度，并佐证邵懿辰关于汤鹏于文章“体制佳恶，自了然于心”的说法。既而，汤鹏以忧闷卒于京师。其身后，王拯为之作行状，梅曾亮撰墓志铭，另有姚莹作《汤海秋传》，邵懿辰作《汤海秋哀辞》，都是桐城派文人中的一时之选。
梅曾亮等人与张穆、何绍基的汉学圈子的关系，通过“顾祠修禊”活动，有非常典型的体现。
道光二十三年，张穆和何绍基在京集资倡建顾炎武祠，祠建于慈仁寺西偏，十月份告成。次年二月，举行了宣南士大夫的第一次公祭。从此开始的“顾祠修禊”活动，在京师延续了三十年，由此聚合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文人圈子。梅曾亮周围的古文家，大都参与过“顾祠修禊”。特别是当张穆去世，何绍基出都后，在京维持顾祠禊事的，朱琦、孔宪彝、王拯、冯志沂等都是主要人物。梅曾亮本人也于道光二十六年和道光二十七年，参与过两次“顾祠修禊”活动。但与张穆的关系，因学问出处的不同而有些微妙。在冯志沂的《授经台记》一文中对此有所描述：
道光中上元梅先生伯言以古文词提倡后学，一时京朝官如诸暨余小坡（坤——笔者注，下同）、桂林朱伯韩（琦）、新城陈蓺叔（学受）、马平王定甫（拯）诸子，时时载酒从先生游，余亦厕其末，执后进礼。……时平定张石州（穆）传亭林、潜邱之学，与余善。先生（指梅曾亮）不喜汉学，石州亦不喜八家文。先生闻余交石州，第默默不置可否；石州闻余从先生治古文，辄不乐，或怒加诮讓。然余往来于两家者如故。[61]
可见，当时梅曾亮的古文圈子与何、张等人的汉学圈子之间还是有“道不同”之感，但人员上的往来仍然很多。而梅曾亮此时既已“抗颜为师”，行事自然跟朱琦、王拯、冯志沂、孔宪彝等人有别。“顾祠修禊”是宣南士夫所群趋的一件盛事，身在其中，梅曾亮参与“顾祠修禊”之举应该不难理解。不过，从彼此的学术分歧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六年之中，梅曾亮才仅仅参加过两次。
19世纪四十年代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在京师的形成，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因缘际会。当时，姚鼐已去世二十多年，其得意弟子中，管同已逝；姚莹仕途坎坷，奔走各地，致力于经世之务；方东树以卫道自任，斤斤于汉宋之争，而且又僻处一隅；梅曾亮此时居京已近十年，其间心无旁骛，潜心于诗古文辞，且与都中名流显宦俱有交游。其言姚氏古文义法，已于京师有了相当的名气。而且，梅曾亮自己的古文造诣此时也臻于成熟，能够自成一家，在京师“无与抗衡者”，故能“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62]此外，此时值海疆多事，清廷内忧外患交集，京师士大夫中治汉学的考据之风已大为衰歇。汉学强势话语的失去主宰地位，使得此时的京师一时呈现着众声喧哗的状态，这不止有利于新思想、新学说的萌蘖，也使原本倡于东南的桐城古文在京师获得了立足之机和传播空间。所以，桐城古文义法在“方姚斯已往，斯道堕尘境”之后，复因梅曾亮的绍述而“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请”[63]，这背后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因素的存在。
三、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在当事人的诗文集中，触摸和再现梅曾亮在京与其周围古文圈子的交往，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样做在流派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也有其特定的意义。关于流派的传播和流衍，如果只从文论主张或创作特色的角度去谈，显然不够。而考察文人之间的交游和相互间的影响，又常常会因可资实证的材料不够充分而束手无策。从宣南入手，考察梅曾亮及其周围的古文圈子，这一选题的优势就在于一方面这有助于从一个新的侧面讨论文学史上的流派传衍问题；另一方面又有充分的材料可供挖掘和征引。
朱琦在《柏枧山房文集书后》中有段话常被后人引述，他称梅曾亮“居京师二十余年，笃老嗜学，名益重，一时朝彦归之。自曾涤生、邵位西、余小坡、刘椒云、陈蓺叔、龙翰臣、王少鹤之属，悉以所业来质，或从容谈讌竟日。”文中还提到他自己“识先生差早”，结识梅曾亮在众人之先，并且“迹虽友而心师之”。而梅曾亮也曾对朱琦说过，“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辞者日益进”。[64]结合各家诗文集中所保留下来的材料，可以认为，道光二十年梅曾亮与朱琦的相识，是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真正成形的开始。
在此之前，张岳峻早已跟梅曾亮习古文，其他各位也有三三两两的频繁交往。
冯志沂（鲁川）于道光十八年得识余坤（小坡），即以所作诗请正。余小坡当仁不让，“奋笔涂抹，谓无一篇有当于古人”，而且还教导冯志沂说：“子诗近人习气太重，间露本色，乃绝佳，盍求之古人乎？”[65]冯志沂“心初不能平”，后来“徐取古人诗读之”，觉得余小坡所说有道理，于是也就从善如流，“悉取旧作焚弃之”[66]。所以冯志沂称“余之学诗自君始”[67]。当时冯志沂二十四五岁，余小坡则年长十岁。二人在宣南的居处，相去仅数十步。一次冯志沂与王益之饮于余小坡家，“夜半月佳，三人推案起，联袂步黑窑厂，登俗所谓‘窑台’者。扫地箕坐，仰视明月，大笑叫呼，以为世人无此乐也。既又起立环视，谓长安十万家，何处梦梦如是。则又仰天大唏，泣下沾巾。下台觅路至陶然亭，门阖矣。复步而下，阻城垣，不得前。迷失故道，披丛苇行，陷泥中，乃相顾大笑。道蔬圃旁，守者疑为盗，鸣铳集众环问，欲见拘执，告以姓名居址乃已。盖昌黎所谓当时行事多可笑者”。[68]这也是当时宣南文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冯志沂后因余小坡而认识朱琦，时在道光十八、十九年之间[69]。三人曾住过同一条巷子，故聚处之乐，让冯志沂在十几年后仍记忆犹新：“昔年曾结岁寒盟，散雪摶沙事屡更。余小坡、朱伯韩皆尝寓此巷。偶对棋枰虚夜月，每思灯火共书声。”[70]
后来，冯志沂又因朱琦“识马平王少鹤、南丰吴子序诸人”。[71]而认识梅曾亮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也是经朱琦的介绍[72]。复从梅曾亮处，得识张岳峻、孔宪彝。
王拯也有关于这种朋友之间转相介绍的记述：
昔于灵川得二士焉，曰龚孝先、苏虚谷。始游京师，二君偕。由二君又得闽赖子莹。子莹以能古文称，独见余文喜甚。时同辈多为诗者，而肆力文，独平南彭子穆及君二人，后乃又得仁和邵位西。位西龂龂，于人少可者。其后又见上元梅先生曾亮。先生古文名一世，自吾文见许于先生，虽位西刮目焉，独君又弗尽然。余尝欲使君与梅先生见，数期独不果。[73]
他们在彼此相识后开始的交往，最明显地区别于京师士大夫间无日不有的宴饮酬酢之处，是带有非常明确的请教和切磋古文的目的。与当时在京师的曾国藩、吴廷栋、邵懿辰等从唐鉴问理学一样，梅曾亮既以能文名于京师，所以一时好古文者从游的目的，主要是讨教为文之法。他们主要的活动方式，不是像“江亭雅集”那样追求规模和有固定的人招集，而是充分利用同处于宣南的地利之便，非常随意地频繁往来于各家，以倾谈为乐。
有许多时候是在梅曾亮寓斋宴饮，朱琦的《饮伯言寓斋次和》记述这种聚会道：“委巷雪积无车行，寒厅夜语围孤灯。短章示我老无敌，长策筹海勇且英。……”[74]在梅曾亮寓斋的夜集，曾在诸人诗集中留下一组诗作。[75]梅曾亮的诗中对这种聚会的气氛描述得尤其生动：
杯盘草草酒微行，共喜论文就短灯。孤学自惭非世好，高言何意集朝英。常悲师鲁成先死，不分公明作老生。夜久转温知欲雪，相看飞动有诗情。[76]
后来，梅曾亮还曾以此诗为孔宪彝书扇，孔宪彝以此为题，有诗云：“翰墨非所贵，性情实有真。清逸谢尘目，高格无比伦。先生隐于朝，所乐宁清贫。高名动海内，座上无杂宾。晋帖时一抚，妙句同深醇。……”[77]
在各种正式的约客宴集外，不约而至的情形或许更能反映他们之间交往的频繁。一次，余小坡与朱伯韩先访冯鲁川，然后三人一起去拜访梅曾亮。适值梅曾亮家有客，三人欲告辞，而梅曾亮留之别室，使自为酒食，待客散后方入，相与抵掌欢谈。此事见于诸人所作《即事》诗，其中以余小坡所作最为风趣传神：
市中无尘天微寒，徒步往造幽人谈。招邀近巷得淡（似为谈之误——笔者注）侣伯韩、鲁川，途中于喁相后先。入门望气觉有异，主人觞客将登筵。坐上峨冠三五辈，约略仪度皆朝官。升堂一揖思却避，主人大笑君胡然。君知我闥无细小，有酒可饮书可观。但须径入崔瞻室，不愁旁作公荣看。三人顾笑一鬨入，登床据几吟啸酣。长须蹀躞理馔具，隔屋锵戛闻杯盘。颇似德操约元直，炊黍不待庞公还。须臾蒸腾盘馔出，恣意饮啜如流川。主人外舍方款客，庄饮正苦客不欢。造端设语发一噱，外似闲畅中纡烦。知闻吟声必默羡，无由脱缚伸拘癴。无何客散主笑入，解衣就坐还清言。共听街柝夜响子，等车欲去犹延缘。回思突至如生鹿，猖披巾带形疏顽。座客相看各眉语，何来落度诸吟酸。岂知我辈无他嗜，以友为命谈为年。近来此乐不常有，颇以时事妨欢颜。每因夜集得一快，自谓此日如登仙。有如贫儿偶得饱，负墙摩腹当初暄。看天顾地大忻适，宁知明日还饥寒。寄谢世人莫多怪，游方内外难等观。归来作诗纪风趣，主人为谁宣城梅伯言。[78]
像这样在梅曾亮周围以文会友的宴集，虽不像徐宝善、黄爵滋的“江亭雅集”那么轰动一时，但在当时的宣南士人中，也有它渐趋扩大的影响和明确的号召力。[79]
在这种自发形成的谈诗论文的小圈子里，当事人无不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次梅曾亮问王拯和邵懿辰二人：“君等皆嗜熙甫文，孰最高？”一手给王拯一张纸，一手给邵懿辰一本《震川集》，令二人“识之，以见同否”。而王拯写下的篇目和邵懿辰翻开的文章，同为归有光的名文《项脊轩记》，“乃相与皆大笑”。[80]冯志沂所说“士闲居时，有朋友游从聚处之乐；其治学也，又得砥行能文章之儒以为依归。此其乐，宜举天下快意之境无以易之。”[81]正道出了这群“以友为命谈为年”的文人所谓“人生之乐，莫过于此”的共同感受。这种“文酒过从无虚日”的频繁交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同在京师，而且又住得很近。从上面所引的材料中也不难看出，这种交往实在得益于宣南所提供的士人聚居的环境。
不过既然大家都是做宦京师，难免会碰到外转升迁之事，而这种友朋聚散，正是使得京师文会旋举旋辍最主要的外因。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余坤“以朝命由户部郎中出守雅州”。在一起朝夕谈艺的朋友都为文送之，“甚祝其行，而又惜其去”。梅曾亮尤惜其别，谓“乐其留而不乐其去者”，“孰有甚于小坡与余者乎？”[82]在写得情意緜邈的《赠余小坡序》中，梅曾亮称“余与数君子游处之适，文酒讽议之欢，旷乎礼而不流，肆于言而不歧，庄庄乎其相推，倘然而无所随”，朋友聚处，“其乐无如今日之盛”。而余坤之行，使梅曾亮意识到，“然则自今以往，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于兹者”[83]，念及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冯志沂和王拯也都作有《送余小坡出守雅州序》，冯文追怀二人数年的交游，“意怳然不能无怅怅”。[84]而王拯在赠序中，还念念不忘小坡此去，“为郡事繁”，这对于小坡之文的长进会有什么影响。[85]
作为这个圈子里的活跃分子，余坤的离京使同人中少了一个“读书有疑及得创解”时可以交流切磋的伙伴，同年离京的还有陈学受（蓺叔）。不过，京师三年一度的会试，又会令外地士子源源不断地进京，给这个古文圈子的充实提供了新的机会。就在余坤离京的同一年，巴陵吴敏树以会试至都，以其酷爱归有光之文，而与梅曾亮周围的古文圈子结下文字缘。
吴敏树本来酷嗜归有光文，特地钞为《归震川文别钞》，并为之序。甲辰（1844）入都应试，也携此归文别钞自随。在京时，此书被和吴敏树既是同年又是湖南同乡的杨彝珍（性农）借去“阅数日”。此时也正从梅曾亮问古文的瑞安项传霖（几山）在杨彝珍处见到此书，即袖之来见吴敏树，“乞钞其序目”。并对吴敏树讲“京师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86]数日后，吴敏树回访项传霖时，适值梅曾亮也来访，“因相见于其座”[87]，“与语意合，遂相往来”[88]。而朱琦“闻风好事，亟来相就”，邵懿辰、王拯等也“以类牵引”[89]，都来与吴敏树过从。
吴敏树之嗜归有光文，并不是由桐城统绪而来。本来，“观古人之文章而录出其尤可喜者，时手而读之，此学者恒事也”。[90]对京师之言古文者相尚以归氏，吴敏树并不知情，所以对于京师之人对自己的别钞归氏之文“争相传语，以为奇异”，感到很不理解。梅曾亮以桐城古文之统绪告之吴敏树，谓“归氏之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91]梅曾亮持此说，当然是因为亲受学于姚鼐。而吴敏树虽喜归文，对方苞、梅曾亮之文也很推重，却素不喜姚鼐。对于理解吴敏树为什么在京师时从游于梅曾亮的古文圈子，与之切磋古文，而后来却对曾国藩的桐城流派之说持有异议，斫斫以自别，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虽然吴敏树不愿以当时的流派之说自居，但他在道光二十四年见到梅曾亮、余坤等人的文章后，的确是“惊而异之，以为过我”，并“钞取梅氏文数篇以归，案头用洁纸正书之”。[92]在吴敏树恳请梅曾亮为自己父亲撰写墓表的信中，对与梅曾亮在京的相识和交往有所回顾：
在都于项君几山所得见先生，既乃因缘进谒，遂蒙赐示大著文集。伏而读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于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于先生。随又得接侍一二次，备闻指论。览及鄙作，亦荷许与之言。[93]
可见其在京与梅曾亮以古文相互推许，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吴敏树之进入梅曾亮周围的古文圈子，还可看作道光中叶湖湘文人好古文辞者在京与桐城派文人交往的代表。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廿五日，是梅曾亮六十寿辰。都中同人集于龙树寺置酒为寿，与会者有朱琦、王拯、邵懿辰、冯志沂、孔宪彝、秦缃业、王柏心、唐子石、彭昱尧。众人皆有诗以贺，邵懿辰复为诗序，秦缃业“雅善绘事”，为图附之，而王拯又为《龙爪槐寿筵记》纪其事：
龙爪槐在京师宣武门外西南龙树寺中，寺因以名。北面城凐，四围苇荡，寺前有阁，翼然高明，茂树拥立，万芦环周，昔人颜曰：蒹葭之阁。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上元梅先生生日。余与仁和邵位西舍人号于同人，为先生寿筵于兹阁。主宾翕集，冠履彬彬，仆马不腾，酒肴维具，觞宴再终，流连竟晷，谈谐间作，礼仪弗愆。于时春莫，天日清美，林薄微翳，禽鸟悦人，蕙风飃然，草木自馨，西山拱揖，来我牗户。于是先生年六十矣。时筵既半，有举酌而言者曰：今世士大夫才五六十，张筵为庆，故特须臾之顷耳，夫何有于庆。惟文章之士则不然，彼一日之间而千载在焉，故世惟先生者为宜庆。又酌而言者曰：古能文章者多大年，盖其阅世深而取物宏，故年益上者业益高。若宋欧阳氏、明归氏、国朝方氏、刘、姚氏者皆然。然则先生其未有艾耶。于是先生欣然命酢，辟席而言曰：斯言也，吾何敢以承，然使吾将何以易之哉。位西既以其言为文，先生举册而命书之。同人为诗寿先生者亦以次列于后。余谓人之为斯言也，乃其所以为先生寿也，先生之乐斯言也，乃其所以为能寿也。无锡秦君雅善绘事，为图附之。而余记之如此。……[94]
以梅曾亮一介郎署冷官，而能“倏然有客来城南，介寿争持春酒酌”[95]，全因其“宗风继方姚，笔力破余境”[96]的古文造诣。孔宪彝诗谓“先生六十神采清，骨坚不借长年药。千秋事业托缥缈，廿载郎曹甘澹泊”，正是对梅曾亮京师生活的写真，而“车前问字履常满，门外轻尘轨还却。有时花底共楸枰，静里时闻解新箨”，又道出这一古文圈子的交游况味。所以，“先生齿德谁与伦，领袖何须藉高爵。风流群屐共称觞，谈议俱怀经世略”。[97]因邵懿辰诗序再三致意于“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积以多，而工者益甚工”，即所谓“人不可以无年”之意，故众人举觞于龙树寺为寿，此举所要表达的，除了祝寿时所例有的“耄耋祝聪强”之外，背后还有一层“风雅赖持秉”[98]的推重。
道光二十六年，王拯离京。京中同人除为其题《嬃砧课读图》依依惜别外，还在各种雅集聚会时提到他，从龙启瑞的诗《人日同人小集梅伯言翁寓斋，席间有怀少鹤……》[99]诗中便可见一斑。
此外，邵懿辰在由军机章京升任起居注主事后，也开始招集一些寓斋雅集。此前，邵懿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考取内阁中书，与孙鼎臣为同年密友。后识梅曾亮，“月一再会，谈诗古文法”，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三人“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100]故在其招集的聚会中，曾国藩、孙鼎臣每次都在。而相与讨论的内容，也稍由古文的评点转向诗的切磋。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黄庭坚生日，邵懿辰在家中招集同人为之做寿。从聚会的参与者以及各人所作诗中，不难看出其时京师士大夫中言汉学者和治古文者在宗宋的诗学祈向上，殊途同归。[101]
这次为黄庭坚做生日，曾国藩和梅曾亮一起出现在聚会上，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1838）会试成进士，改庶吉士。道光二十年正月至京，入翰林院。次年起，即从唐鉴、倭仁治性理之学。道光二十二年，得识何绍基，与何氏兄弟谈诗甚惬，又因何绍基得识苗夔，往来者多有汉学中人。其道光二十三年的日记中提到做试帖诗时，谓“何子贞、汤海秋二君最为敏捷”。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与朱琦相识，往来论诗，互相推挹，进而与王拯也有来往。但是曾国藩与梅曾亮的结交似乎不是通过朱琦、王拯，而是通过邵懿辰。也就是说，曾国藩进入梅曾亮古文圈子的具体时间，应是在王拯出都之后，而这次为黄庭坚做生日，正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所以，曾国藩的诗《赠梅伯言二首》大约也写于此时。[102]在诗中，曾国藩称梅曾亮“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103]，亦可见其推挹。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邵懿辰再次招集寓斋，为欧阳修做生日。这次参加者为：朱琦、梅曾亮、曾国藩、邵懿辰、孙鼎臣、龙启瑞、刘传莹、周学源（岷帆）八人。是集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分韵赋诗，孙鼎臣还于是日抚琴。
曾国藩是集所作诗中，提到自己“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很少参加京中频繁的酬酢饮宴，“岂不耽群欢，未谙诺与唯”。而“今日饮邵侯，婆娑办一喜。多因座上宾，可人非俗子”。接下来就说到梅曾亮，“梅叟名世姿，萧然红尘里。蝉蜕三十年，万事如脱屣。独留文章性，贞好无迁徙。颇奖欧阳公，时时挂牙齿。后者开曾、王，前追韩与史。自叟持此论，斯文有正轨。二三邦国英，风流相依倚。持斤向老鼻，郢门欲成市。邵侯宏其波，峥嵘见爪嘴。时作好事人，排荡诗酒理。”[104]其对桐城古文文统的认同，显而易见。
这一年中，梅曾亮与邵懿辰唱和颇多，此时邵懿辰正用功于姚鼐的《惜抱轩集》，常与梅曾亮讲论。梅曾亮诗《答邵位西读惜抱轩集见赠》、《和邵位西风寒怀人诗》等都作于此时。在《位西诗言及管异之、吴仲伦因复作二首》中，梅曾亮以“尝论文章归淡泊，却标门户转峥嵘。并驱张恽能孤往，私淑方姚待定评”。[105]表达了他对流派之说的感慨。此年梅曾亮得朱丹木书，在其回信中，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论文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并说“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106]
此年秋，朱琦归里。梅曾亮闻言，“为之怅然”，想到“前送小坡序”之言“自今以往，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于兹者”，正是不幸而言中了。此前，陈庆镛、苏廷魁因左迁和丁忧皆已离京，朱琦这一走，往日“谏垣三直”俱去。梅曾亮怅然之余，作《与朱伯韩书》，信中所云“归可也，不归亦可也”，毋宁说也是梅曾亮自己彷徨于去留的内心独白。重九日，梅曾亮与同人一起集顾祠为朱琦饯行。这是梅曾亮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顾祠修禊”。此外，离京的圈中人还有吴嘉宾，以事谪戍，“出关荷戈”。[107]
道光二十八年，梅曾亮曾与邵懿辰相偕过厂肆买书，二人皆有诗作。邵懿辰的“叨同雅好耽缃素，愧与市人生校计。得虞重费囊底羞，失每牵怀梦中呓”[108]，真是写活了宣南士人厂肆淘书的趣味和心理。吴嘉宾从塞上来书，梅曾亮的回信表明了相对于喜言性理的吴嘉宾而言，梅曾亮甘心自居于文人的选择：
（曾亮）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昔孔氏之门，有善言德行，有善为说词者，此自古大贤不能兼矣。谓言语之无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为言语亦未可也。……昨所示之文，其理之当否无能折衷。若以文论，则阁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胜者也。窃以为读古人书，求其为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胜之，无当也。专求其疵，则可为吾益者寡矣。[109]
所谓“读古人书，求其为吾益者”，正是梅曾亮自得之言。吴敏树所说梅曾亮之文能“自得于古人，而循声相逐者或未之识也”，[110]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可以说明梅曾亮之在京师以文名大著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读书敏求和能专力于古文，不独其为桐城嫡传的身份使然。
朱琦的离京，与此前一年王拯的出都，还代表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中粤西数子的星散。岭西向以地处僻远，交通不便，故“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111]而道光中叶，自朱琦、王拯、龙启瑞、彭昱尧[112]等人“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筵，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113]在当时在京的桐城系统的古文家中，广西籍作家是一支很惹人注目的力量。在道光二十五年为梅曾亮做寿的“龙树寺寿筵”中，也可以看到近一半的座上高朋是岭西人士。朱琦在其《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一文中，对桐城古文在广西的流传过程有一个大致的梳理：
先是吾乡吕先生（吕璜——笔者注）以文倡粤中。自浙罢官，讲于秀峰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吴仲伦（吴德旋——笔者注），仲伦亦私淑姚先生者。是时同里诸君如王定甫、龙翰臣、彭子穆、唐子实辈，益知讲学。及在京，又皆昵伯言，为文字饮，日夕讲摩。当是时，海内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遗书读之，然独吾乡嗜之者多。[114]
所以，梅曾亮还曾跟朱琦开玩笑说：“文章其萃于岭西乎？”[115]
正如梅曾亮与朱琦的相识标志着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的开始成形一样，朱琦等人的离京，对促使梅曾亮的南归也有直接的关系。吴嘉宾、王拯、朱琦、龙启瑞、刘传莹等人的相继离京，不能不让人有“佳会感寥落”之慨，而“人生惜别畏一再，至五六矣情何堪”[116]，深谙离别况味的梅曾亮起意南归，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另一方面，离京的人在回顾京师友朋聚处之乐时，也多有“人间天上”之感。龙启瑞出都后在其《致伯言先生书》中说：
外间官场习气，相视隔膜，求于京师朋友之乐，便是人间天上。观书遇疑义，无从质问，间求一闲冷书籍，亦不可得。又其甚者，外间所谓诗文，多是横流别派，语以雅正之音，多不能识。然后知天下之文章，亦断然必出于京师而无疑也。[117]
这年梅曾亮生日时，曾招集了冯志沂、张穆、邵懿辰、何秋涛等同集寓斋。冯志沂即事有作，兼怀余小坡雅州。诗有“高会僧寮忆昔年，当时同伴各山川”句，即指当年一同在京师樽酒论文的同伴，现在大都星散于各地。而“更招诗老开文讌，预典春衣作酒钱”[118]，似乎在京的生活也还是颇为拮据。
道光二十九年（1849），梅曾亮终于决意南归，这在京师的古文圈子里，无疑是一件大事。因梅曾亮定于八月出都，所以同人于七月廿八日为梅曾亮饯行，参加者有邵懿辰、孔宪彝、曾国藩、边浴礼、秦缃业、冯志沂、何秋涛、黄彭年。孙鼎臣于此前的闰四月因充贵州乡试正考官，已经离京。饯行的地点，还是选在曾为梅曾亮摆过六十寿筵的龙树寺。
众人为此事所作的诗中，大都抚今追昔，有无限感慨。
冯志沂在《伯言先生决意南归有感赋呈》中回顾圈中同人的聚散：
昔岁辛丑（1841）时初秋，朱君介我从翁游。余二三子亦同志，微言奥意穷探搜。五年颇极文字乐，志欲据此轻王侯。浮云变灭那可道，酒人一散如轻沤。朱云慷慨幸不死，王郎抑塞谁相收。江南劳客鱼赧尾，塞北逐臣鸟白头。如数子者岂得已，当时颇惜余雅州。……[119]
而孔宪彝则提到四年前的“龙树寺寿筵”，谓“先生六十曾高会，古寺春风漫五年。寥落晨星数知己，迢峣杰阁重开筵。江干车马他时约，辇下琴樽几辈联。窗外蒹葭秋意远，黯然同醉凤城边。”[120]
梅曾亮此时心境的苍茫也在他留赠诸人的诗中表露无遗。不过，对于在京诸友，他仍以扶持风雅相期勉：
樗散京华二十年，英流相接喜珠联。久应归里便衰嬾，难得奇文共讨研。隐几他年宁故我，扶轮今日仗群贤。青杨巷近潮沟宅，书札能来自日边。[121]
已在外地的龙启瑞早已从往来信中得知梅曾亮归里之意，当时便在《复伯言先生书》中以“比归朝，计不获亲杖履，怅歉何可言喻”表达自己对此事的心情。后来在读到梅曾亮此诗后，又有《次梅伯言先生秋后南归留别都门诸子原韵》诗志感：
文字相镌越有年，幸忘年辈得交联。一从使节辞都辇，已少清谈共悦研。书至早闻归隐计，退耕不让昔人贤。他时倘遂升堂愿，记取桑园老屋边。[122]
与上述所举的恋恋惜别的调子有些不同的是曾国藩，他的《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读来全无萧瑟之气。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此后扬桐城古文之帜，“有所变而后大”的曾国藩对梅曾亮的古文地位的评价：
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鯨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他日曹溪付与谁？[123]
“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无疑是对梅曾亮在桐城古文统续中地位的确认，而“他日曹溪付与谁？”则是对梅出都后谁来主持京师古文坛坫，以及接续桐城文统表示关注。不知道这时的曾国藩，是否已有“与君代兴”的自我期许。
四、梅曾亮出都以后
当梅曾亮出都之时，一方面京中旧日朋从多已星散，深更论文的京华乐事已难继昔日之盛；另一方面，梅曾亮以古文称大师的名气，此时在京却也达到了顶点，闻风倾心，慕名请业者也不绝于门。而在京从梅曾亮讨论过古文的圈中主要人物，此后不论在京还是在各地，也不论是为官还是讲学，都对梅曾亮所传授的桐城古文义法有不同程度的传播。所以，在梅曾亮出都之后，梅氏弟子在京的活动仍可看作梅曾亮京师交游的遗响，而后来曾国藩于咸同之际的登高一呼，更有中兴桐城古文之功。所以，欲讨论桐城古文流衍全国的经过，关注梅曾亮出都后的有关人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梅曾亮出都以后，对自己的京师生活曾以“我寄闲居十九年”来与“君归谪宦三千里”[124]的姚莹对举，显然京师为官，并未留下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对于京师文酒友朋之乐，梅曾亮却有深深的留恋。在其《七十自嘲》诗中，以非常平实的语言描述其近二十年的京师生活，曰“五十与六十，文酒酣京师”[125]。一个“酣”字，写出了在京友朋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所带来的沉醉与忘忧。而出都后所作的《怀余小坡》诗，则有更清晰的流露：“论文每忆今无辈，避地应闻我更生。回首京华多乐事，酒枪茗碗话深更”。[126]
相应的，梅曾亮也是在京诸友怀念牵挂的对象。王拯《闻伯言先生南归》有“从来吾道属栖栖，中隐声名不自迷。但觉风流前辈少，即论出处古人齐”[127]句。邵懿辰的《寄梅伯言先生》四首之一也云：“悢然念旧时，文酒得追随。词人聚西洛，雅会拟南皮。流水一朝散，浮云终日驰。君归无所憾，何以慰余羁。”[128]梅曾亮归主梅花书院，而王拯过扬州时，恰巧梅曾亮从金陵至扬州，二人喜晤有作。[129]1853年，太平军攻克江南。龙启瑞有《逆贼陷江南感怀伯言先生》：
文继方姚合起衰，乾坤无术老奇才。承平往日盤敦盛，乱离空山猨鹤哀。旧友几人星易散，秋风何日雁先来。多应茧足增愁疾，相忆花前罢举杯。[130]
虽然相隔一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所业来质”，但书信的往来还能略通消息。龙启瑞曾提到：“比尝与少鹤言，继自今吾党有所作，当一以寄正于先生，谅亦先生之所乐而不倦于勤者。”[131]可见请业之心仍不稍歇。但认真做起来的话，可能并不是想一想那么简单，因为还没有材料证明这一动议被付诸实施了。不过，梅曾亮倒是真的把近年所作的诗寄到了京师王拯处。[132]朱琦作诗称之为“庾信才名吴下重，杜陵老瘦贼中来”。[133]
咸丰六年（1856）二月，梅曾亮逝于江南。当时江南被太平军攻占，消息的传递并不畅通，但在京的昔日圈中友人还是辗转获知此事，与闻之人无不怅触悲怀。王拯当即有作《伯言先生之丧，闻之殆稔，感痛不能为词，先成此律》[134]，以志其悲。越一年，又有于宣南龙树寺为梅曾亮设奠之举。这次祭奠活动的时间在三月二十一日，“一时京师之能诗者皆与焉”。[135]席间出示梅曾亮的手迹以示追怀，并重展当年在此地为梅曾亮庆祝六十大寿时所绘的寿筵图。[136]
朱琦在梅曾亮去世后的次年重读了《柏枧山房诗文集》，回忆“去年读竟曾书后，流涕师门奉瓣香”，如今“把卷低徊”，犹言“尚恨从前疏领略，未从真放剖毫芒。”[137]在王拯发起的这次祭奠梅曾亮的活动中，朱琦作诗，也发出“湖海苍茫遗老尽，文章涕泪隔年深”的感叹。[138]这次活动的参加者中，林寿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他虽不及见梅曾亮于京师，但因与王拯“同直枢垣”，能诗，又“乐为朋友文字之饮”，故在咸同之际的京师文人圈子中，属于重要一员。跟他类似的还有冯志沂的山西同乡王轩[139]，此人出现在一年后对梅曾亮的一次祭奠活动中。
梅曾亮去世后第三年（咸丰八年），京师同人还有祭奠之举。此次为王轩发起，所以冯志沂所作诗，题为“赋呈霞举”，其诗云：
君恨不识宣城翁，翁之言状吾能说。瘦干疏髯如古松，剪水双瞳更清绝。余君朱君昔邀我，隘巷城西漫通谒。以蠡测海莛撞钟，我纵不惭翁岂屑。何期臭味无差池，初若难亲久方悦。曹司退食一相访，快若炎蒸对冰雪。翁之文章学诸子，入百万军持寸铁。定诗著墨亦无多，洞垣一方见症结。一语真堪百日思，十年岂意千秋别。寄书索砚未报章，闻道遗孤已衰絰。感君风义似古人，瓣香肯为南丰爇。平生真率意可仿，肄礼无烦表绵蕝。当时座客余二三，感旧难禁五情热。梦中魂魄倘相亲，更欲从翁问诗诀。[140]
这次参与祭奠梅曾亮的几个人，朱琦、王拯、冯志沂、孔宪彝、王轩、何兆瀛等，正是在梅曾亮出都后，因频繁参与并主持“顾祠修禊”活动，又以梅曾亮古文弟子的身份，主持咸同京师诗文坛坫的主要人物。
尽管在梅曾亮出都之后，京中诗酒唱和之风并不稍歇，但说到人文荟萃，交游之盛，即使圈中旧人如王拯者，也坦言“道咸间而已微”。[141]在作于咸丰八年（1858）的《送孙琴西出守安庆序》中，他回顾自己前后两度的京师交游：
余往来京师二十余年，交游盖寡，顾爱友朋犹性命。道光壬寅癸卯间，梅先生伯言、汤丈海秋、宗丈涤甫及余小坡、邵位西、龙翰臣、吴子序诸君子者，相与师友，切劘道艺，一时交游，颇谓极盛。数年假归，及从粤征以还，则诸君子死者、归者、显名位、遭迁谪者散离颠倒，殆不复有一人而在。于是寂然以谓当无复有交游聚处之乐。[142]
壬寅（1842）癸卯（1843）间，正是余小坡出守雅州之前，彼时交游，诚称“极盛”。王拯道光二十六年出都，梅曾亮、朱琦、邵懿辰、孙鼎臣、龙启瑞等还都在。而当他道光三十年（1850）回京时，昔日盛于一时的古文圈子差不多星散殆尽，硕果仅存者也就是冯志沂、孔宪彝一二人而已。不过，一旦回到京师，慢慢地还是会有声气相感应的友朋过从。王拯再次至京后，所交又有孙衣言、张金镛“居游密迩，志趣翕然”，由两君又得交陈克家、孙鼎臣。不过，陈克家“未久从军江表”；孙鼎臣“去复来，来而又以忧去”；张金镛“典试山西，督学湖南”；只有王拯“直枢廷”，孙衣言“入傅上书房”。“数载以来，淀员退食，文艺宴游，久益相得”。此时，“不独念梅先生诸君子不可得，即一回忆海门（即张金镛——笔者注，下同）、芝房（即孙鼎臣），固已怃然”。[143]
这不仅使人易生友朋寥落之慨叹，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京师人才盛衰之迹。因“京师天下人才渊薮，利禄功名之士群然奔趋。而怀道德，能文章，苟欲有所自试为世用者，亦皆不能不出于其途，故欲友天下士，乐取资焉。而有识者遂亦于此观时之变，得其盛衰。”[144]在王拯借送孙衣言出都之际慨叹京师人文风会之衰时，就在这同一年，转战于军旅之中的曾国藩写出了他那篇著名的《欧阳生文集序》。这篇序言，不仅将“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这句传扬已久的戏言，演为桐城文派的不移之定论，并且勾勒出一个相当确凿的桐城古文流衍全国的源流脉络。此文一出，曾国藩遂得桐城古文中兴功臣之誉，而此文所引起的一番争辩，及其后文学史家关于“桐城”和“湘乡”的区分，容后再论。此处提到这篇文章，是因其呼应了上面所谓于京师文人交游之中，可观一时人才之盛衰的说法。
咸同之际，曾国藩自从咸丰二年丁母忧回籍后，继而以自办之湘军崛起于湖湘，与太平军进行极其惨酷的军事较量。当此存亡之际，对于人才的需求尤其迫切。曾国藩以其求贤若渴和识人善任的声名开幕府纳士，一时怀有经世之志的有为之士纷纷如水赴海，风从云集。短短几年中，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竟给人以“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145]的印象。文运的盛衰，诚可与世运之盛衰相参看。
至于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在京的活动，可以视冯志沂咸丰十一年（1861）的出京为其尾声。
本来梅曾亮在京时，冯志沂所为文，皆由梅曾亮点定。自梅曾亮出都后，冯志沂于古文遂“所作绝少，独罄全力为诗”。[146]用王拯的话说，冯志沂的文章，“修谨自饬，余所弗及。往与梅先生游，同时蕲以文章相敦进者，殆不乏人。十余年间，或亡或辍，或迁其业，自先生殁，能守其学，可谓有成，独鲁川耳。”[147]而今，冯志沂“以秩满简守庐州”[148]，所谓“曹司廿六载，垂老得一麾”。[149]他自言“官长安二十余年，惟师友之乐强人意耳，后此恐不复得”。[150]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感受，王拯此次作《送冯鲁川出守庐州序》，已是十几年中第三次为圈中同人作送序了，故其感慨尤其苍凉：
昔余小坡出守雅州时，与上元梅先生及鲁川诸子为文送之，当时交游最盛。嗣是惟孙琴西出守安庆，余亦为文以送，回念送小坡时，已不胜其友朋聚散盛衰之感。琴西行，独余与鲁川犹在京师。今年春，鲁川乃复得庐州守，及秋且去。于是京师旧游，一时以道艺相切劘，遂无复有一人在矣。[151]
王拯此文，可以说为道光年间活跃于京师的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画下了一个句号。
咸丰末年，京师言桐城古文圈子的云散殆尽，并不意味着桐城古文影响的消歇。借助曾国藩在咸同之际的影响力，以及在幕府之中论文谈诗之便利，桐城古文的声势和影响力反而更加壮大了。曾国藩为文私淑姚鼐，推尊其“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而有之”的说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上“经济”。其为文路数在“姚门四杰”中更接近重视事功的姚莹，而不是甘居于文人的梅曾亮。不过，早已有论者指出，曾国藩一生事功的基础，实奠定于早年在京为官的十年。其中，与梅曾亮及其周围古文圈子的交往，又跟他为文服膺桐城义法，后来更以弘扬桐城派为己任密切相关。
朱庆元《柏枧山房文集跋》称梅曾亮一生志节行谊，“岂仅以文见者哉”。而“既以文论，生桐城方姚代起之会，尽得其义与法，更进震川而与欧曾比烈者”能有几人？梅曾亮作为姚鼐高第弟子，在姚鼐卒后，“世之鸿儒硕彦争请业焉”。其中江苏有许宗衡、鲁一同、邹鸣鹤，山西有冯志沂，浙江有邵懿辰，江西有吴嘉宾、陈学受，湖南湖北有曾国藩、孙鼎臣、刘传莹，广西有王锡振、龙启瑞、朱琦等，“一以先生为归，俟其可否为重轻。大抵讲明者不逾几席，而应求辄迄于宇内，承其泽而斯文不坠又将百年。而为国家肩翊风化气运之人，胥出其际”。[152]尽管我们对朱庆元所谓“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指梅曾亮——笔者注）而大”的说法或许不能苟同，但也毋庸讳言，道咸年间梅曾亮在京近二十年的师友交游，对传播桐城古文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桐城古文流衍全国的过程中，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而京师宣南特有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正是其时风云际会的重要历史舞台。
五、“城南风景”与“日下胜游”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19世纪三十年代梅曾亮进京之初，代表京师士大夫诗文风气的“春禊圈子”，十年间大型的雅集，其活动地点多在陶然亭，因此也被称为“江亭雅集”圈子。而到四十年代初，梅曾亮周围的古文圈子除寓斋宴饮外，常至之处却是龙树寺。从为梅曾亮祝贺六十大寿，到为梅曾亮出都饯行，再到几次为梅曾亮设奠纪哀，都选在此地。陶然亭与龙树寺，都是宣南著名的人文景观，何以会出现这种不同呢？
陶然亭位于北京外城永定门内的先农坛以西，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所建，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命名为“陶然亭”。人们也称它为“江亭”。陶然亭东偏原有慈悲庵，为辽代古刹，也称观音庵。康熙二年（1662）曾重修，院内至今存有辽金石幢各一。正因此处“野水弥漫，荻花萧瑟，四时一致，如在江湖，过之者辄生遐思”，[153]才使得江藻起意在此建亭。
此亭“坐对西山，莲花亭亭，阴晴万态。亭之下菰蒲十顷，新水浅绿，凉风拂之，坐卧皆爽”，为“软红尘中清凉世界”[154]。但是，若论其“荒率之致，外城不及万柳堂；渺瀰之势，内城不及积水潭”，而“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皆因“地近宣南，举趾可及，故吟啸遂多”[155]。及至道光年间，陶然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文人雅士踪迹常至，登临之作不胜枚举，日久相沿，“遂为城南觞咏之地”，“春秋佳日，宴会无虚”[156]。
在其周围，还有另一些士大夫踪迹常至的景点。
位于慈悲庵东侧的文昌阁，与陶然亭相距仅数十步。[157]清代来京应试的考生多到此求签问卜，祈求文帝保佑自己金榜题名交好运。浙江省的公车至京，场后同乡宴集，向在陶然亭设宴，饮酒论文。“此举四十余年不废”，[158]或许也因为有这一层原因。
陶然亭东北面的黑窑厂在清初也是宴游之地，登高诗充栋。但至乾隆年间，已仅余窑台一土阜，间有茶肆，游人陶然亭归，在此小憩。[159]
陶然亭北边，相距约二三百米处有龙树寺，也称龙树院。据说这里也是古刹，最远的说法谓其本来是唐兴诚寺[160]，后来作为观音寺之下院，“道光初年，有浙西僧增葺寮庑，补栽花竹，以寺有古槐，蟠曲倒垂，……因易兴诚之名，为龙树之额。面南开轩，野色万顷。春茭发叶，则波浪浮塍，秋荔作花，则缟圃散雪。颜曰‘蒹葭簃’，一寺之胜概也”。[161]虽寺僧称院中龙爪槐为三百年物，实际上却是嘉庆中所补种，道光年间此处成为士大夫游踪屡至之地。[162]
另外这里还有后来废弃的龙泉寺[163]等等，至道光年间，这里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陶然亭景区（陶然亭及龙树寺的位置参见附图），宣南士大夫的很多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梅曾亮在道光十四年所作的《江亭消夏图记》中，即谓“都中宴客者曰馆曰堂，皆肆也，观优者集焉。乐闲旷，避烦暑，惟江亭为宜。地当南城西，故为水会，今则四达皆通车。”[164]而黄爵滋本人的《江亭消夏图序》也有对当时景致的描述：“江翁亭即陶然亭，与龙树寺相望。春夏之交，绿树成幄。西山岚翠，出没几席。或风雨骤至，芦苇成涛，令人有江湖思。”[165]此次江亭雅集的另一参与者李彦彬（兰屏）第二年秋天也题此图。后复游江亭，见“秋色霜林大似倪迂画本，因成二诗，再题图后”。其诗追怀道光九年以来的多次“江亭雅集”，谓“七载追欢我再经，招凉僧阁拓疏棂。”而对于自己身处其间的交游圈子主持京师坛坫的声势，李彦彬似乎也有充分的自信，所以在诗中他又不无自豪地宣称“胜游日下归吾辈，风景城南属此亭。”[166]可以说，言及道光年间京师士大夫的交游，陶然亭于其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么，为什么后来梅曾亮周围的古文圈子却总爱选择龙树寺呢？两处地点距众人居处的距离是一样的，周边风景也极其相似，又都有文人登临雅集的传统。那么，这种地点的选择是梅曾亮及其同人为了以示不同的有意之举吗？
其实说来也很平常，陶然亭作为荒郊苇潭中的一处建筑，至道光中叶时，因年久失修，已有一些地方塌圮。王拯《尺五庄次海秋韵》中有“江亭芳草地，寥落有谁怜”句，句下小注云：“陶然亭新圮”。从其文集中所标编年，可知此诗作于1841年或之前。也就是说，在梅曾亮的古文圈子开始聚合时，陶然亭却因失修而使得宣南文人不得不另觅雅集之地了。而在宣南，当时可以替代陶然亭的文人雅集之地，没有比龙树寺更合适的选择了。所以，梅曾亮古文圈子的选择龙树寺，并没有刻意自别于徐黄“春禊圈子”的意识。但是即便是当事人的无意之举，在今天看来，却也仍有耐人寻味之处。陶然亭和龙树寺，作为宣南的人文胜景，在时间上的盛衰相继，和在地理位置上的近在咫尺，正可对应宣南这两个有影响的文人圈子。在徐、黄的“春禊圈子”与梅曾亮的古文圈子之间，也有着“江亭”和“龙树寺”间那样的前后相继和同中有异的联系。
（2003年6月改定于燕园）
（此文原刊于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十期，2004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3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
[2] 李详《论桐城派》，《清文举要》24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
[3] 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1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
[4] 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柏枧山房文集》卷十六，咸丰六年刻本。
[5] 道光六年，梅曾亮客安徽巡抚邓廷桢幕，与管同、马沅、汪平甫等常会食于邓廷桢家中之八箴堂，方东树也时有来访。道光九年，梅曾亮受陶澍之聘，主如皋讲席。
[6] 对这一文人集团的命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美国学者波拉彻克（James M. Polachek）在其专著The Inner Opium War（《鸦片战争的内幕》）一书中，将这个以徐宝善、黄爵滋为首的文人集团称为“春禊圈子”（Purification Circle）。（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Publishi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波拉彻克还认为，这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文人集团，并跟当时的科举考试这种士大夫获取功名的途径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这个圈子中，明末士大夫的清议之风最早得以复燃。此论点曾被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其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中引用过。（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本文对这一文人集团的分析也借鉴了此书的某些观点。
[7] 如规模较大的江亭消夏、送秋等雅集多在道光十年、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而其间的道光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则没有“江亭雅集”的举行。
[8] 梅曾亮的父亲梅冲是嘉庆五年（1800）举人，其同年友中有陈用光、邓廷桢、陶澍等，此三人以父执身份在日后对梅曾亮的影响最大。
[9]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一号梅春，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元年入直南书房，后累充四川、广东正主考，贵州、湖南学政。道光十三年，超擢内阁学士，历官礼部、工部、户部侍郎。嘉道间与阮元并为儒林之冠。后陈衍认为其与祁寯藻一同开晚清宗宋诗风先河，为“同光体”之前身宋诗派之代表人物。因早逝而所著书多未成，惟有《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程侍郎遗集》十卷附录一卷、《北湖酬唱诗略》二卷传于世。
[10] 梅曾亮《程春海先生集序》，《柏枧山房文集》卷十。
[11] 梅曾亮《程春海先生集序》，《柏枧山房文集》卷十。
[12] 梅曾亮《徐廉峰尺牍遗稿序》中说“余因程春海侍郎得交廉峰侍郎……”，《柏枧山房文集》卷十。
[13] 道光九年的“江亭饯春”，发起人是徐宝善、黄爵滋，参加者有管同（异之）、马沅（湘帆）、张际亮（亨甫）、汪喜孙（孟慈）、李彦彬（兰屏）、龚自珍（定庵）、潘德舆（四农）、郭仪霄（羽可）、顾翰（蒹塘）、简均培（梦岩）、潘曾绶（绂庭）、周仲墀（雪樵）等十九人。
[14] 李彦彬《江亭消夏图序》，见黄爵滋编《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九，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5] 黄爵滋《玉堂课草自序》，《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五，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16] 陈用光《思树芳兰图序》，《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一。
[17] 徐宝善《江亭饯春分韵诗》有“苕苕江翁亭，高会延俊僚。主客尽东南，和若竽笙箫”句。《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四。
[18] 见《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二所录张际亮诗题。
[19] 三月二十日与同人三官堂看海棠；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招集十刹海分韵赋诗。见《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三。
[20] 黄爵滋道光六年散馆授编修，八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十三年奉命任武会试内簾监试官，十五年充会试同考官，十六年任殿试弥封官，十七年充山东乡试正考官。
[21]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六年，散馆授编修。道光八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道光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同年九月，转福建道监察御史。道光十三年，任陕西道监察御史。道光十四年，转工科给事中，鴻胪寺卿。道光十七年，充山东乡试正考官。道光十八年，上《请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力主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迁大理寺少卿。同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冬，调刑部右侍郎。与祁寯藻同往福建查办鸦片走私事件，是禁烟运动中的核心人物。道光二十三年，以银部亏短案发坐失察。道光二十四年，以六部员外郎用。著有《仙屏书屋初集文录》等。
[22] 徐宝善（1790－1838），号廉峰。安徽歙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进山西道监察御史，曾典试浙江，所取多知名士。著有《壶园集》等。
[23] 叶绍本，字立人，一字仁甫，号筠潭。浙江归安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山西布政使。著有《白鹤山房诗钞》等。
[24] 黄琮，字象坤，号榘卿，云南昆明人。道光六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历官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等。
[25] 汪喜孙（1786－1840），一名喜荀，字孟慈，号且住庵。汪中之子。江苏江都人。嘉庆十二年举人。由内阁中书，荐升户部员外郎，补河南怀庆府知府。著有《且住庵文集》等。
[26] 陈庆镛（1795－1858），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以主事用。道光十九年补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二十二年擢监察御史。道光二十五年迁工科给事中，以事降调，旋请假归。曾上疏弹劾琦善、奕经、文蔚三贵人，与朱琦、苏廷魁并称“谏垣三直”。著有《籀经堂类稿》等。
[27] 梅曾亮《江亭展禊序》，见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二十一，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8] 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十一。
[29] 梅曾亮《江亭展禊序》。关于参加人数，另一说法是四十二人，我认为应采梅说的理由是，当时纪雅集之诗文的惯例是区别主、宾，而主人不算在与会者数目之内。
[30] 陈庆镛《江亭展禊序》，见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二十一。
[31] 丁晏《江亭展禊序》，《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二十一。
[32] 丁晏《江亭展禊序》。
[33] 陈庆镛《江亭展禊序》，《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二十一。
[34] 据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二十一所收，计有陈庆镛、梅曾亮、丁晏、王汝霖、吴嘉宾等人的序，陈立（卓人）《释禊》，张补山、李禾叔的记，杨士达（希临）的跋，臧纡青（牧庵）的赋，叶绍本、徐宝善、黄琮、汪喜孙、郭仪霄（羽可）、刘宝楠（楚桢）、潘德舆（四农）、汪全泰（大竹）、黄钊（香铁）、戴絅孙（筠帆）、蒋湘南（子潇）、张际亮（亨甫）、江开（龙门）、孔继 金荣 （宥函）、鲁一同（兰岑）、符兆纶（雪樵）等三十几人的诗。
[35] 张补山《江亭展禊记》，《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二十一。
[36] 当然姚莹作为“姚门四杰”之一，也是此时“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人物。不过在道光年间，姚莹主要是以经世主张和事功著称于时，他自己也是以文章为小道，而以经世事功自期，所以此处主要把他作为经世派文人看待，实则两个圈子是有相当部分重合的。
[37]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P66-P73.
[38] 1829年3月8日江亭饯春分韵，马沅所赋诗，见《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四。
[39]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P73-P78.
[40] 在对于“春禊圈子”的看法上，我与波拉彻克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我认为这一系列江亭雅集的出现，是跟黄爵滋个人的性情有很大关系。而波拉彻克强调的是，在士大夫议政这个环节上，“春禊圈子”与此前的“宣南诗社”和此后的“顾祠修禊”之间在时间上的接续性，以及晚明士人议政之风在此圈中的复兴。可是，这种江亭雅集，前后十年间，差不多每次都是由黄爵滋和徐宝善招集，并没有搞成“轮流坐庄”。而且，座上高朋也大多都是二人的文朋诗友或同年、门生。道光十八年，当徐宝善去世，黄爵滋出都后，这延续十年之久的“江亭雅集”也就及身而止，归于消歇了。这与此前的“宣南诗社”和此后的“顾祠修禊”情形显然不同。
[41] 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四，同治四年刊本。
[42] 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0年二卷一期。
[43] 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二，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44] 胡思敬《九朝新语》卷十，1924年刻本。
[45] 金安清《水窗春呓》80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46] 梅曾亮1837年有诗题曰《程春海侍郎人日雪后招饮龙树寺中》，《柏枧山房诗集》卷六，光绪刻本。
[47] 正气阁在都城西宣南坊懒眠胡同。这里本来有山阴会稽别馆，后为越中忠义祠，宗稷辰主持建正气阁于其上。
[48] 孔宪彝《尺五庄饯春雅集》，《对岳楼诗续录》卷一，咸丰七年刻本。
[49] 宗稷辰《题孔繡山饯春图》，《躬耻斋诗抄》，咸丰元年刻本。
[50] 参加这次春祭的有：陈庆镛（颂南）、梅曾亮（伯言）、严正基（仙舫）、陶际尧（查仙）、朱琦（伯韩）、何绍基（子贞）、孙鼎臣（芝房），另有赵振祚（伯厚）、邵懿辰（位西）以事不至。
[51] 朱琦自称：“（道光）十九年夏，余始至京师，即与上元梅曾亮先生游。”（《张端甫遗集后序》，《怡志堂文集》卷四）不过二人的交往以共同出席尺五庄饯春雅集为最早的材料。
[52] 梅曾亮《赠余小坡序》，《柏枧山房文集》卷三。
[53] 王拯《张亨甫哀辞》，《龙壁山房文集》卷五，光绪九年刻本。
[54] 王拯《张亨甫哀辞》。
[55] 姚莹《与朱伯韩侍御书》，《东溟文后集》卷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
[56] 邵懿辰《汤海秋哀辞》，《半岩庐遗文》，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57] 梅曾亮《汤海秋墓志铭》，《柏枧山房文集》卷十四。
[58] 邵懿辰《汤海秋哀辞》，《半岩庐遗文》。
[59] 汤鹏逝于道光二十四年。
[60] 参看梅曾亮《汤海秋墓志铭》，《柏枧山房文集》卷十四。
[61] 冯志沂《授经台记》，《适适斋文集》卷二，《西隅山房全集》，民国八年重印本。
[62] 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东溟文后集》卷十。
[63] 朱琦《伯言先生六十初度，同人集龙树寺设饮赋诗，邵蕙西舍人诗先成，因次其韵》，《怡志堂诗初编》卷五，见“岭西五家诗文集”之朱琦卷，光绪刻本。
[64] 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柏枧山房文集》卷十六。
[65] 冯志沂《余小坡诗序》，《适适斋文集》卷一，见《西隅山房全集》，民国八年重印本。
[66] 冯志沂《送余小坡先生出守雅州序》，《适适斋文集》卷一。
[67] 冯志沂《余小坡诗序》，《适适斋文集》卷一。
[68] 冯志沂《余小坡诗序》，《适适斋文集》卷一。
[69] 冯志沂《送朱伯韩序》有“余初识君在戊戌己亥（1838、1839）间，时海内无事，两人居并门，日相从谈文字甚乐也。”（《西隅山房全集》卷一）。朱琦《酬冯鲁川比部》也有“我昔识子自余君，谓子年少兼能文。九衢人海老问讯，同巷咫尺不相闻。余君大笑为我说，尔我结邻已一月”句，然后描写二人的交往，曰“风高叶落秋气清，披衣径往坐石枰。酌酒花前竟谈笑，叩门时时闻棋声”。（见朱琦《怡志堂诗集》卷三）
[70] 冯志沂《古民移居相邻以诗柬之》，《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民国八年重印本。此诗作于1858年。
[71] 冯志沂《余小坡诗序》，《西隅山房全集》卷一，民国八年重印本。
[72] 冯志沂《伯言先生决意南归有感赋呈》诗有“昔岁辛丑（1841）时初秋，朱君介我从翁游”句，见《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
[73] 王拯《赖子莹哀词》，《龙壁山房文集》卷二，粤西五家文钞本。
[74] 朱琦《怡志堂诗集》卷三，“岭西五家诗文集”本。
[75] 梅曾亮有《夜集偶成呈伯韩、小坡、蓺叔、鲁川》，冯鲁川有《同人夜集伯言先生寓斋》，余小坡有《夜坐述怀用伯言夜话见示原韵即奉答三首》。
[76] 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卷七。
[77] 孔宪彝《梅伯言丈惠书诗扇》，《对岳楼诗续录》卷二，咸丰七年刻本。
[78] 余坤《即事》，《寓庸室残稿》，见《含清堂诗存》，同治三年刊本。
[79] 孔宪彝《赠朱伯韩》诗中有“论文逢盛会，许我醉题襟”句，其下小注云：“时（伯韩）招同梅伯言、余小坡、陈蓺叔、冯鲁川、吴子序诸君集饮。”余坤、冯志沂集中也有相关记载。
[80] 王拯《书归熙甫集项脊轩记后》，《龙壁山房文集》卷三，粤西五家文钞本。
[81] 冯志沂《书端甫遗稿序后》，《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
[82] 梅曾亮《赠余小坡序》，《柏枧山房文集》卷三。
[83] 同上。
[84] 冯志沂《送余小坡先生出守雅州序》，《适适斋文集》卷一。
[85] 王拯《送余小坡出守雅州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二，光绪九年刻本。
[86] 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柈湖文集》卷五，光绪十九年刻本。
[87] 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柈湖文集》卷五，光绪十九年刻本。
[88] 吴敏树《再与杨性农书》，《柈湖文集》卷六。
[89] 同上。
[90] 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柈湖文集》卷五。
[91] 同上。
[92] 吴敏树《柈湖文录自序》，《柈湖文集》卷三。
[93] 吴敏树《与梅伯言先生书》，《柈湖文集》卷七。
[94] 王拯《龙爪槐寿筵记》，《龙壁山房文钞》卷五。
[95] 孔宪彝《三月廿五日梅伯言丈六十初度，同王子寿、朱伯韩、邵蕙西、彭子穆、秦淡如、王少鹤、冯鲁川、唐子实集龙树寺置酒为寿》，《对岳楼诗续录》卷三。
[96] 冯志沂《乙巳三月二十五日伯言先生六十生辰，同人觞集龙树寺，次邵位西舍人韵二首》，《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
[97] 孔宪彝《三月廿五日梅伯言丈六十初度，同王子寿、朱伯韩、邵蕙西、彭子穆、秦淡如、王少鹤、冯鲁川、唐子实集龙树寺置酒为寿》，《对岳楼诗续录》卷三。
[98] 冯志沂《乙巳三月二十五日伯言先生六十生辰，同人觞集龙树寺，次邵位西舍人韵二首》，《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
[99] 龙启瑞《人日同人小集梅伯言翁寓斋，席间有怀少鹤。言翁肴馔精美不俗，时比之古文家望溪一派，因称为桐城风味云》，《浣月山房诗集》卷二，见“岭西五家诗文集”，清刻本。
[100] 邵懿辰《孙芝房墓志铭》，《苍莨诗初集》卷首，咸丰间刻本。
[101] 这次聚会的参加者有十人：邵懿辰、吴嘉宾、张穆、朱琦、赵振祚、曾国藩、冯志沂、龙启瑞、刘传莹、梅曾亮，颇有集义理、考据、词章于一堂的感觉。而梅曾亮所作唱和之诗亦有“我亦低首涪翁诗，最怜作吏折腰时”之句。
[102] 据王澧华《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称，此诗传忠书局编年本列于道光二十五年，此年梅曾亮六十大寿，同人集龙树寺为寿，但曾国藩并未出席此次寿筵，从诗中的内容看，也不像是寿诗，故于此诗所作年份，王澧华在其书中存疑待考。而道光二十六年梅、曾二人同在邵懿辰为黄庭坚做生日的宴会上出现，应是一条可资推断的依据。
[103] 曾国藩《赠梅伯言二首》，《曾国藩全集·诗文卷》85页，《曾国藩全集·诗文卷》26页，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
[104] 曾国藩《丁未六月廿一为欧阳公生日，集邵二寓斋，分韵得是字》。
[105] 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卷八。
[106] 梅曾亮《答朱丹木书》，《柏枧山房文集》卷二。
[107] 王拯《求自得之室文集序》，《求自得之室文集》卷首，同治五年刻本。
[108] 邵懿辰《偕伯言过厂肆买书》，《半岩庐遗集》，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109] 梅曾亮《答吴子序书》，《柏枧山房文集》卷二。
[110] 吴敏树《梅伯言先生诔辞》，《柈湖文集》卷十二。
[111] 龙启瑞《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
[112] 此四人加上从吴德旋学习桐城古文义法的吕璜有“岭西五家”之称。
[113] 龙启瑞《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见“粤西五家文钞”，清刻本。所谓“吾党数子”，即指广西籍数人。
[114] 朱琦《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怡志堂文集》卷六，见“岭西五家诗文集”，清刻本。
[115] 见朱琦文，另龙启瑞的《彭子穆遗稿序》中也记此说。
[116] 龙启瑞《和邵蕙西同年大雪怀友人诗》，《浣月山房诗集》卷二，见“岭西五家诗文集”，清刻本。
[117] 龙启瑞《致伯言先生书》，《经德堂文集》卷五。
[118] 冯志沂《伯言先生生日招石州、位西、愿船同集寓斋，即事有作，兼怀余小坡雅州》，《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
[119] 冯志沂《伯言先生决意南归有感赋呈》，《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一。
[120] 孔宪彝《七月廿八日同邵蕙西、曾涤生、边袖石、何愿船、秦淡如、冯鲁川、黄子寿饯伯言丈于龙树寺蒹葭阁》，《对岳楼诗续录》卷四。
[121] 梅曾亮《己酉八月出都，邵位西员外、孔繡山舍人、曾涤生侍郎、边袖石编修、秦淡如明经、冯鲁川、何愿船两主政、黄子寿庶常饯于龙树寺，因留赠》，《柏枧山房诗集》卷八。
[122] 龙启瑞《次梅伯言先生秋后南归留别都门诸子原韵》，《浣月山房诗集》卷二。
[123] 曾国藩《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曾国藩全集·诗文卷》89页，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
[124] 梅曾亮《姚石甫客江宁，至家喜晤》，《柏枧山房诗集》卷八。
[125] 梅曾亮《七十自嘲》，《柏枧山房诗续集》卷二。
[126] 梅曾亮《怀余小坡》，《柏枧山房诗续集》卷二。
[127] 王拯《闻伯言先生南归》，《龙壁山房诗集》卷三，见“岭西五家诗文集”，清刊本。
[128] 邵懿辰《寄梅伯言先生》，《半岩庐遗诗补》，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129] 王拯有《伯言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仆过扬州，而先生适至自金陵，喜而有作》，《龙壁山房诗集》卷三。
[130] 龙启瑞《逆贼陷江南感怀伯言先生》，《浣月山房诗集》卷三。
[131] 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经德堂文集》卷四。
[132] 王拯有《柏枧先生袁浦书来，并寄两年所为诗册，悲喜有作》，《龙壁山房诗集》卷七。
[133] 朱琦《闻伯言丈侨寓清江感赋》，《怡志堂诗集》卷七。
[134] 王拯《龙壁山房诗集》卷八。
[135] 朱琦《书黄鹄山人诗卷后》，《怡志堂文集》卷六。
[136] 朱琦有诗《伯言先生没逾年，少鹤农部设奠于城南龙树寺，因出先生手迹，并次曩年寿先生诗元韵，时丁巳三月二十一日》，《怡志堂诗集》卷八。
[137] 朱琦《重读柏枧山房遗稿有感》，《怡志堂诗集》卷八。
[138] 朱琦《席间重展梅先生寿筵图再题一律》，《怡志堂诗集》卷八。
[139] 王轩，字霞举，山西洪洞人。先以资为兵部主事，同治元年成进士。后归主书院讲席，为《山西通志》总纂。
[140] 冯志沂《梅先生祥祭日，霞举邀同伯韩、繍山、青士、少鹤为位以祭，赋呈霞举》，《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二。
[141] 王拯《林颖叔方伯诗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三，《粤西五家文钞》本。按：王拯《龙壁山房文集》有不同版本，所收文章及编序都有很大不同，此文即不见于较为通行的光绪癸未善化向氏校刊本。
[142] 王拯《送孙琴西出守安庆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三，“粤西五家文钞”本。
[143] 王拯《送孙琴西出守安庆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三。
[144] 王拯《送孙琴西出守安庆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三。
[145] 容闳《西学东渐记》，81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146] 吴大廷《微尚斋诗续集序》，《西隅山房全集》卷七。按：“丛书集成”三编第59册中所收莫友芝《影山草堂学吟稿》及《影山草堂书目》等作，可知“影山草堂”为莫友芝斋名，但有一卷《影山草堂杂文》抄本，不题作者，容易误以为是莫友芝的文章，而实为冯志沂文，且其后多有王拯批点语。
[147] 王拯《送冯鲁川出守庐州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三，“粤西五家文钞”本。
[148] 董文焕《微尚斋诗初集序》，《西隅山房全集》卷三。
[149] 冯志沂《将之庐州任，留别都门诸友三首》之三，《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二。
[150] 董文焕《微尚斋诗初集序》，《西隅山房全集》卷三。
[151] 王拯《送冯鲁川出守庐州序》，《龙壁山房文集》卷三，“粤西五家文钞”本。
[152] 朱庆元《柏枧山房文集》跋，《柏枧山房文集》卷末，光绪二十七年春铅印本。
[153] 震钧《天咫偶闻》卷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54] 陈宗蕃《燕都丛考》667页所引《顺天府志》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155] 震钧《天咫偶闻》卷七。
[156] 戴璐《藤阴杂记》卷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57] 文昌阁为两层，上下各三楹。阁下原祀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道家所奉主文运兴衰、功名禄位之神），阁上祀玉皇大帝。现存的“帝签有德”匾额即为道光二十四年靳丹所书。
[158] 事见戴璐《藤阴杂记》卷十。
[159] 戴璐《藤阴杂记》卷十。
[160] 据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666页所引《骨董琐记》有此一说。
[161]《光绪二年重五日游龙树寺记》，陈宗蕃《燕都丛考》665页。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也称其“门前野趣潇洒，为诸寺之首。内有蒹葭簃，当年为文士吟啸之所”。
[162] 咸同之际已衰废，后张之洞在此补种树木，修葺屋舍，建其抱冰堂，复招名流觞咏其下，人称“非学有专长者不与斯选”，即有绍述此地先贤流风余韵之意。
[163] 据《顺天府志》记载，龙泉寺在黑窑厂西，本旧刹。明成化间智林重建，有明碑纪其事。康熙二十四年重修，道光年间，这里也是文人常至之地，程恩泽死后，阮元等人曾于此检其遗作，谋为付梓。何绍基所作《龙泉寺检书图记》中，对于其时京师以阮元、程恩泽为首的汉学家圈子有清晰的描述。至清末此处改为孤儿院。
[164] 梅曾亮《江亭消夏图记》，《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九。
[165] 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九。
[166] 见《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十九。
10.钱基博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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